方方武汉日记（3月18日，给所谓中学生的回信）
孩子，你的疑惑迟早会得到解答。而那个答案，是你自己给自己的。
那时的我们，就像今天的你们
文/方方
封城第56天。
大晴，太阳太明亮，一副直奔夏天的感觉。有阳光，而不潮湿，这是武汉很舒服的天气。其实我之喜欢武汉，气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。武汉四季分明，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个性。用武汉人的话说，夏天热起来热死，冬天冷起来冷死。春天有一段潮湿期，秋天则天高气爽，天天都是舒服日子。年轻时，我对武汉的气候还有点烦，毕竟怕热又怕冷。后来科技发达，生活质量提高，夏天有了空调，冬天有了暖气，春天可以油湿，而秋天则继续享受它的美好。这样一来，气候的所有缺点，都被人类的智慧所解决，而它的优点，也就更加突出。所以，我现在觉得武汉的四季相当好的。很多年前，我做纪录片，武汉热到四十度高温，但武汉的老人家说：必须得这么热！出大汗，排大毒，热透了，人才舒服。这话当时让我惊了一下。武汉的夏天，若哪年没到四十度，武汉人会有深深的失望：这哪像武汉的夏！
继续谈疫情吧。疫情自结束早期混乱而痛苦的阶段后，一天天向好，现在显然控制住了。走到今天，还有一个新增确诊。死亡人数尚有10个，疑似人数归零。武汉人急盼所有数字都是归零，那才是真正的结束。想来，这一天，应该不会太久。
下午与一位前线工作的医生朋友通了一个长电话。有些观点，我们不太一致，比方追责。医生朋友认为，现在谈追责恐怕就没人做事了。而我则觉得无论政府或是医院，都不至于这么脆弱。医院的能干人应该不少，政府中人才也多，可继任的也大有人在。现在抗疫已到扫尾阶段，大家对前期所发生的事，记忆犹新，这正是复盘的最好时间。而追责，也是必须要做的，否则，怎么对得起逝去的几千亡者，以及更多有着痛苦经历的武汉人？这次疫情，我之前也一直说，是合力造成。从上到下，各种因素都有。这些因素每样一点，加起来就装了一大锅。现在，这口锅，大家都想甩掉。而我们要做的事，就是监督：你们不能轻易甩锅。各自的责任，各自承担。
医生朋友讲到了两件事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在此记下，可供以后参考：一，医生朋友认为，医院的建筑有问题。通风条件不好，密闭空间，容易加重感染。据说这几年医院都盖有新大楼，为响应节能减排号召，在空间的处理上，并不适合医院。医生朋友说，记得SARS那年，深圳气候暖和，他的朋友在医院把窗子打开，空气流通可稀释病毒，感染人数减少很多。我没有查数据，不知道当年深圳是否如此，但我觉得他讲得大小写有道理。只是今年的武汉，正是寒冬，好像也不太可能开窗，我也有点点疑惑。不过我想，医院的通风问题，尤其是急诊或是传染病科室，应该是很重要的问题。二，医生朋友认为，每年冬春交际，是传染病大流行时间。上一次SARS是，这一次新冠也是。那么，为什么不把开会的时间，改在别的季节呢？改在一个流行病少的季节？
医生朋友的这一想法真让我脑洞大开。不瞒说，我在湖北，从1993年开始参加两会。由省人大开到省政协，整整25年。我太知道两会前后各部门会处于什么状态。为保证两会顺利召开，所有负面信息媒体都不允许报道、而各部门到了那个时候，几乎也没什么人做事，因为领导都去开会了。这一次，同样如此。我们可以清楚看到：市卫健委停报感染人数的时间，与省市两会时间几乎完全同步。这不是偶然的巧合，也不是故意而为，而是习惯性动作。这一习惯，甚至不是这几年养成，是多年就有。多少年来，各部门都会把相关事情压到两会之后再办，而媒体多少年来，为保证两会顺利召开，从来报喜不报忧。干部习惯了，记者习惯了，领导习惯了，百姓也习惯了。押后办理工作，压下负面消息，大多时间都没发生什么意外。毕竟，生活中琐事为多，没什么不能放几天的。如此这般，皆大欢喜，人人都有面子。但是，病毒却不客气，它会当场把这面子撕破。SARS撕了一次，新冠又撕一次，会不会还有第三次？我有点担心。所以，在这里顺着医生朋友的想法，也给个建议：如果改不了两会时间，就改掉这个陋习；改不掉这个陋习，就改一改两会时间：让它在一个温和的不太可能有流行病发生的时间召开。其实这两件改起来都不是难事。
今天还有一件事我无法回避，估计很多人都在等着看我的回复。就是有一个自称十六岁的高中生，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。信中有很多漏洞，以致无数朋友说，这显然不是一个十六岁学生所写，更像一个五十来岁的抠脚大汉的作品。不过，无论是也不是，我还是准备按十六岁学生的信来作回应。
我要说，孩子，你写得不错，充满着你那个年龄人的疑惑。你的想法很合适你，你的疑惑是教育你的人给的。但是，我要跟你说的是：我无法解答你的疑惑。看到你的文字，倒让我想起很多年前我读过的一首诗。这首诗是白桦写的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他：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和剧作家哦。我读这首诗的年龄大约是12岁，这是在1967年的“文革”中。那时，整个武汉的夏天，都在武斗。就在这年，我这个小学五年级学生，得到了白桦的一本诗集，诗集名为：《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》。其中第一首诗是《我也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》。诗的第一句：“我也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，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。”我读这首诗时，非常激动，并且永远记下了。
孩子，你说你16岁。我16岁时，是1971年。那时候，如果有人跟我说：“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”，我一定会豁出去跟他争个头破血流，而且他就是说三天三夜道理也说服不了我。因为我从11岁起，接受的就是“文化大革命就是好”的教育，到我16岁时，这教育已经进行了五年。用三天三夜的道理来说服我，远远不够。同理，我也不可能解答你的疑惑。我就是说三年，写八本书，恐怕你也不会相信，因为你也有至少像我当年一样的五年。
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孩子，你的疑惑迟早会得到解答。而那个答案，是你自己给自己的。十年，或是二十年后，有一天，你会想起来，哦，我那时好幼稚好下作呀。因为那时的你，可能已是一个全新的你。当然，如果你走的是一帮极左人士指引的路，你或许就永远没有答案，并且终身挣扎在人生的深渊。
孩子，我还要告诉你：我的16岁时代，比你差远了。我连“独立思考”这样的词都没有听说过。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需要独立思考，我的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学校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报纸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收音机说什么就是什么。11岁开始“文革”，到21岁“文革”结束，这十年，我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。我从来没有过自己。因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，只是一台机器上的螺丝钉。随着机器运转，机器停，我停，机器动，我动。这状态，大约也像今天的你（而不是你们，因为现今16岁孩子中很多人相当有独立思考能力）。幸运的是，我的父亲说：他一生最大的理想，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全都能上大学。父亲说那番话的样子我还记得。所以我在当搬运工的时候，一心想实现父亲的遗愿，于是我考上了大学：中国最美丽的武汉大学。
孩子，我经常为自己感到庆幸。虽然我的少年时代接受的尽是愚蠢的教育，但我却在青年时代得以进入大学。我在那里，如饥似渴地学习和阅读，与同学们一起讨论非常有意义的话题，并且开始了我的写作，终于有一天我知道了要独立思考。我还有幸地遇上了改革开放，更有幸参与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全程。我看到结束“文革”浩劫的中国，从那样落后的状态，一步步强大。可以说，没有改革开放，几乎就没有今天的一切，包括我写这份公开的日记以及你给我写这封公开信的权利。这一点，我们都要庆幸。
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改革开放的前十年，几乎是我自己和自己斗争的十年。我要把过去挤压进我脑子里的垃圾和毒素一点点清理出去。我要装入新的东西，我要尝试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，我要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。当然，学会这些，是建立在自己的成长经历、阅读、观察和努力的基础上。
孩子，我一直以为这种自己与自己的斗争，自己给自己清除垃圾和解毒的事，只会在我这一代人中进行。意想不到的是：你和你的一些同伴，将来也会有这样的日子。那就是：自己与自己斗争。把少年时代被灌入脑子里的垃圾和毒素，清理出去。这个过程，倒是不痛苦，每清理一次，就是一次解放。一次次的解放，会把一个僵化麻木带着锈迹的螺丝钉，变成一个真正的人。
孩子，你听得懂吗？现在，我要把这一句诗送给你：“我也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，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。”
网传一位高中生给“方方阿姨”的信
语文老师说，这次全民战疫，全国人民都受到鼓舞和教育。老师让我们给伟大的湖北人民写封信，您也是湖北名人，不知写您是否合适，也不知道您算不算伟大的湖北人民之一。
网上有人说，一场疫情火了一个作家，而且是湖北作家，说的就是方方阿姨您，因为记录《方方日记》成了红人。说您是这场疫情中最大的赢家。
我是学理科的，对作家这个词接触不多，我特地百度一下作家含义，结果很失望。一个说，作家就是有使命感，用优秀作品鼓舞人、激励人的人！另一个说，作家是弘扬主旋律，传播正能量的。
也不知他们说的对不对，您说作家是什么呢，方方阿姨？
我看您火起来的“日记”，记述的是武汉病态中的世间百相。武汉人说，方方阿姨您写的是生病中的武汉，都是身边事、身边人。我没去过现场，是真是假，我不知道，就全当是真的。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，如果是假的，岂不是没了灵魂？
我注意到，大家对您日记评价有褒有贬，网上两派声音。一种力挺您，说您伟大，敢于直言，胜似当代鲁迅；一种认为您眼里只有现实中的不足，没有看到这个社会的正能量。到底谁对谁错？我这个高中生也不清楚，更不知道该站在哪边。
我看了您的日记，我在琢磨，今天时代已经不是那个时代，鲁迅时代的使命还是今天作家全部使命吗？在一个光明时代，作家的主要精力是多用在提振民族精气神上，还是一味地聚焦不足之处，不停地揭露和追问呢？这个问题，我答不上来，您肯定能。您是作家！
我们政治老师讲，任何政权都不是十全十美，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完美无缺，任何政治制度都不可能没有瑕疵。否则，就不会有改革和创新。作为社会一员，每个人有义务和权利监督社会，不仅是作家。但是，一个人如果满眼都是党和国家的不足，那他关注的焦点或许已经偏离了为“国家好”的初衷。老师举例说，一个人给同事提建议，说他某个方面没做好，人家会感激他，如果这个人不管什么时候，什么地方、什么场合，见面就指责人家不好，这仅仅是提建议吗？方方阿姨，政治老师说的对吗？
小时候，妈妈告诉我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不知道方方阿姨您小时妈妈告诉过您没有？方方阿姨，您知道人最困难的时候，需要的是什么吗？不是垂头丧气，不是满眼失望，而是坚持的理由和活下去的信心。
您是一个作家呀，是灵魂工程师啊！您应该给大家信心啊！您那样做，和把“羞愧事”拿到大街上吆喝有什么区别呢？而且您老还一脸的理直气壮。
武汉病了，他们已经很低落了，当他们痛的呲牙咧嘴时，您凑过去说一句“坚持一下，医生就要来了，正在路上呢！”多好啊！
我今年十六岁了，之前对“感恩”两个字感受不深，认为父母为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，哪点做不好，我还发脾气。一个偶然机会，我看到一个视频，一个人演讲，说有个孩子在家里像个小皇帝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衣食无忧的他却经常对父母发脾气，抱怨这抱怨那。一天，他对父母大发脾气后，摔门而去，流浪街头，受冻挨饿实在忍不下去的他哀求路边餐馆老板：叔叔，行行好吧，我快饿死了！老板可怜他，给他一碗面，这个孩子狼吞虎咽吃完后，“扑通”一声给老板跪下了，说终身忘不了老板这碗面。老板把孩子扶起来，听他讲述离家出走的经过后，不但没有同情，反而怒斥道：我要是早知道这样，就不该给你这碗面，你这个孩子狼心狗肺，你父母给你做了十几年饭，没得到你一个谢字，而我给你一碗面，你就跪下了，你良心让狗吃了吗？
您看到了武汉人民在疫情里的不安，可是，那些勇敢逆行者您看到了吗？为了救武汉，有的千里骑车赶来家乡，有的胸前挂满救人的药包，有的一家家上门送补给……这些的这些，您都看到了吗？
您看到了武汉生病后的熬煎时刻和困难前的困惑。可是，4万多外省外市的医护人员抛弃别子义无反顾驰援武汉，您看到了吗？数万将士穿梭街头为人民服务，您看到了吗？
方方阿姨，我们不能像那些整天磕碜我们的西方国家一样，选择性地看吧。也许您看到了疫情中令人热血沸腾的逆行，也许您看到了一线无畏生死的勇士，是不是年龄大了，作家应有的激励人、鼓舞人的使命都忘了？
您是湖北人，您知道武汉在生病时最需要什么吗？是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！他们多么需要一种力量支撑他们坚持下去啊！而不是陷入失望和沮丧之中。举个例子，您的某个朋友得病了，您去探望，是不是要说句“不要紧，总会好起来的”安慰话。这是一个乡下人都明白的道理呀！可您总不能说：“你这病啊，活不了几天了”，是吧？
我小时候，母亲告诉我，吃人饭，要说人话，端别人碗，要服人管。
如果没有大家群策群力换来的良好社会秩序，生病的武汉会不会乱成一团麻？歹人会不会趁火打劫为非作歹？方方阿姨，如果真是那样，您能确保歹人不进您家门吗？您还能安静地梳理武汉的感叹吗？
方方阿姨，中国作家很多，您眼睛最亮吗？恐怕您也不这样认为。中国作家很多，您文笔最好吗？恐怕您也不这样认为。是啊，武汉生病，就您一个人看到了吗，世界就您一个明白人吗？
疫情面前，如果西方国家对我们说三道回也就罢了，因为他们兽性未改，既便他们骂我们是病夫，我们也不计较，人不能和兽计较。可是对于方方阿姨您，大家真是一点心里准备都没有啊，您是生在新中国，长在红旗下，您是吃武汉粮、喝长江水活着的！年轻人不懂事，说几句自己国家怪话就当他不懂事罢了，您65岁了，怎么也与众不同呢？
我看到一个史料，不知真假，请您判断。一个叫罗稷南的曾请教伟人“如果鲁迅活到现在，他会说什么？”伟人说“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，要么一句话也不说”。
我要去给妈妈做饭了，她快下班了，妈妈养我这么大，我不能不懂事。
补发之前《方方武汉日记》
方方武汉封城日记 正月初五 (1月29日)
复盘之后，那些渎职者，一个也不宽恕，一个也不放过。
保护好自己 就是帮忙
文/方方
坦坦荡荡地睡到中午12点(其实平时也差不多起得这么晚，只是平时会自责。而现在，武汉人说：锄禾日当午，睡觉好辛苦。睡了一上午，还有一下午。这样一来，不可能没有坦荡感呀!)。
躺在床上翻了一下手机，看到我的医生朋友发来的信息：多多保重，不要出门不要出门不要出门。这个连续强调的“不要出门”四个字，挺让人心跳。心想，恐怕这几天真是疫情的爆发期了。连忙给女儿打电话，她说正准备去小区超市买几个盒饭。我要她不要去。哪怕光吃白米饭，这几天也不要出门。初一听说中心城区机动车将要禁行，我已经给女儿送去了一批保证她能活十天的物质。我推测她是懒得动手，才想出门找吃的。好在她也怕死，听我一说，同意了不出门。过一会儿就开始找我询问，怎么做大白菜(她居然把大白菜放在冰箱冷冻室里)。女儿的住所，从未开伙。平时或回家蹭饭，或是吃外卖。现在倒好，总算启动了自己的厨房。这算不算是一个意外收获?相比起来，我比她舒服，邻居给我送来一碟热气腾腾的生煎包子。尽管我们俩戴着口罩办交接，但包子我还是要英勇地吃下去的。
今天阳光灿烂。这是武汉冬天里最舒服的那种阳光。温暖而柔和。如果没有疫情，我家周边，一定堵车满满。因为东湖绿道就在附近，这是武汉人最喜欢去的地方。但是，现在的东湖绿道，空空荡荡。前两天我同学老道跑去转了一圈。说整个绿道，只他一个人。要说哪里最安全，恐怕东湖绿道算是一处了。
关在家里的武汉人，只要没被感染，大家的心里基本都还踏实。最可怜的还是那些病人以及他们的家属。因为病房一床难求，他们仍在煎熬之中。火神山工地建设得热火朝天，但毕竟远水救不了近火。他们是最大的受害人。不知道有多少家庭从此破碎。一些媒体，在记录这些。更多自媒体，也早就在默默地记录。我们能做的，也只有记录。早上读了一篇写母亲在初一去世，父亲和兄长都被感染的文章。心里特别堵得慌。这一家，也算中产了。那些更穷的病人呢?不知道会活成什么样子。其实前些天，看到诸多医护人员疲惫和病人崩溃的视频，那种悲哀无助的感受，我今生从未有过。川鄂(湖大教授)说，他每天都想大哭一场。谁不是呢?为此，我一直跟朋友们说，走到今天，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祸的比重。复盘之后，那些渎职者，一个也不宽恕，一个也不放过。但是现在，我们先全力以赴，熬过难关。
说说我自己。除了心情与日常不同，生活倒是没有更多变化。以前过年，也是这样。只在初三时，到舅公杨叔子家拜年并聚餐(今年也取消了，舅公年迈体弱，更是要重点保护)，基本上哪儿都不去。其实每到冬天我都容易发作支气管炎。曾经连续三年在春节前后住进医院。所以这些天我时时警惕自己不要生病。前几天有点头疼，昨天略有点咳嗽，但今天又都好了。以前蒋子丹(她对中医很有研究)根据我感冒的情况，说我这是“寒包火”。此后一到冬天，我每天都会用黄芪、金银花、菊花、枸杞、红枣、西洋参加上红枣桑叶茶煮水。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，叫“杂煮”。天天喝几大杯。疫情紧张后，又加上早晚一次维C片，一杯维C泡腾，外加几杯白开水。晚上洗澡，用略烫的水长时间冲洗背心部位，还把自己买的莲花清瘟胶囊全部吃光。我的同学教了一个“闭门法”，要我们时时默念：“全身毛细孔闭!风寒不入，百邪不侵，正气内存，邪不可干!”他一本正经说这是历代秘传，绝非迷信。我们大笑了一通，不知道有没有人真念。总之，我已经按各路朋友所教方式，将所有装备统统用上(除了闭门法)。显然，它们有用。目前我的状况还不错。保护好自己，就是帮忙。
顺便说一下，前天我的一条微博被屏蔽了。它活着的时间比我想象得长。意想不到被很多人转发。因为我喜欢直接在微博这个小框框里写。所以写时会很随意(喜欢的就是这种随意感!)，想到什么写什么。校对不仔细，错漏字也多(惭愧，有点对不起武大中文系)，还望包涵。其实，我根本没有打算在这个时候批评谁(中国有句老话叫秋后算账是不是?)。毕竟，现在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瘟疫。我一定会和政府和所有武汉人站在一起，全心全意，共同抗疫。政府向市民提出的所有要求，我也会百分百配合。只是当时写到那里，觉得反思也很必要。由此，就反了一下思。
方方武汉封城日记正月初六(1月30日)
一场疫情，暴露出无数众生相，暴露出中国各地官员的基本水准，更暴露出我们的社会疾病。
武汉坚持住了，全国也就坚持住了
文/方方
今天是大晴天。有着冬天最舒服的气韵。也是欣赏冬季最好的日子。但是疫情把人们的心情破坏一尽。万千美景，无人观赏。
残酷的现实依然摆在眼前。起床后，看信息。一个农民夜半三更被挡在土墙外不让通过。无论如何求情，守路人都不让过。在这样寒冷的深夜，那个农民最后去了哪儿呢?非常让人揪心。执行防疫规定固然不错，但是不能执行得连基本人性都没有了呀。为什么我们的层层官员都可以把一纸文件教条化成这样?只需一个人戴着口罩，把农民引到一间空房里，隔离居住一夜，不就可以了吗?又看到，一个脑瘫儿童，因父亲隔离，只能一人在家独居五天，由此饿死。一场疫情，暴露出无数众生相，暴露出中国各地官员的基本水准，更暴露出我们的社会疾病。这是比冠状病毒更为恶劣更为持久的疾病。而且看不到治愈期。因为没有医生，也无人愿治。想到这个，心里无比悲伤。就在几分钟前，一个朋友告诉我，我们单位的一个年轻人生病了两天，呼吸困难，疑似，但未确诊，也无法住院。一个非常忠厚老实的小伙子。我与他一家都非常熟悉。但愿只是普通感冒，不要中此恶招。
好多人给我发信息，说他们看了中国新闻社对我的采访(对了，采访人夏春平是中新社副社长副总编，被我在博客中写成了总编辑，糊里糊涂升了他一级。这里特此说明一下，也向夏春平和真正的总编辑道个歉)，觉得我讲的不错。其实采访内容自然会有删除，可以理解。但有几句我觉得留下应无妨。在谈到自我疗伤这个话题时，我还说：“最重要的是那些被感染的病人和去世者的家属，他们的遭遇可能更惨，伤痛可能更深，甚至终身不能平复，这些还需要政府特别安抚……”回过来想想那个深夜被拒的农民，想想那个一人在家饿死的孩子，还有无数呼救无门的老百姓，以及流落在外像丧家犬一样到处被驱赶的武汉人(包括许多孩子)，不知道得用多长时间才能平复这样的一次伤害。整个国家的损失就不用我说了。
网络从昨天到今天疯传的是关于专家来汉时的表现。是的，那些养尊处优、掉以轻心的专家，当他们轻率地告诉人们“人不传人”“可防可控”这个结论时，他们就已经犯下滔天大罪。如果尚有良知，如果能看到那些正在受苦受难的百姓现状，心里应该会有负罪感吧?自然，湖北的主政官员，承担的本是守土安民之责。现在土未守民不安，他们怎么会没有责任?疫情至此，必是多方合力的结果。他们根本没有推诿的余地。只是现在，我们更希望他们打起精神，怀着赎罪感更怀着责任感，继续带领湖北人民走出艰难时日，以此来获取人民的宽恕和原谅。武汉坚持住了，全国也就坚持住了。
我的亲人们，大都在武汉。庆幸目前大家都还健康。其实也都算是老人了。大哥大嫂七十好几，我和小哥也都在奔七路上。我们不病，就是给国家帮忙。好在侄女母子今天清早已顺利抵达新加坡，他们被隔离在了一个度假村。要深深感谢洪山交管局。侄女昨天得到的通知是：新加坡的飞机今天凌晨三点起飞，晚上要提前到机场。交通封锁，大哥不会开车，侄女母子根本没有前往机场的交通工具。这个任务就落到我的头上。大哥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所属洪山区，我向洪山交管局询问我的车是否可以通行。他们局有不少我的读者。于是说你还是在家写作吧，这个任务交给我们。于是昨晚派了肖警官将我侄女送到机场。我们全家都由衷感谢他们的帮助。有急有难找警察，这个是最靠谱的。侄女和她儿子的平安，是我今天唯一觉得高兴一点的事。
今天已经是初六了，封城近八天。需要说的是，尽管武汉人天性达观，武汉的工作也越来越有序，但武汉的现状仍然严酷。
晚上喝小米粥。一会儿去跑步机上活动一下。点点滴滴，记录在案。
方方武汉封城日记正月初七(1月31日)
从封城到现在，我们已经关了九天，大头已过。
为讨上面欢心，他们是很过脑的
文/方方
今天初七，天气简直可以说阳光灿烂。这是不是一个好兆头呢?抗疫最关键的时间就在本周。按专家所说，到了正月十五，受感染该发病的人，差不多都发作了。那时候便是拐点。所以，我们再坚持一周吧。这周过后，感染者差不多都隔离了，未感染者便可走出家门，那就是自由的时候了，想来是这样吧?从封城到现在，我们已经关了九天，大头已过。
尚未起床，即看手机。一条特别好的信息：说我们单位的小伙子“没有感染。今天已经完全正常，昨天因为腹泻吃多了药。这个瓜娃子!疫情过后要请客，把大家吓得不轻。”几乎刚笑完，就看到另外信息。我好多朋友都认识的一个人，省歌舞团的，病后一直在排队等住院，在接到可以入院的通知时，刚刚去世。又听说，有好几个湖北官员已被感染，并且也已有人去世。唉，武汉人有多少人在这场灾难中家破人亡?迄今为止，尚未见有一个自责和道歉的人，却只有无数推诿的说法和文章。
未亡的人们，要去骂谁?看到一个作家在与记者访谈中还提到“完胜”二字。简直不知说什么好。武汉都这样了!全国都这样了!千千万万的人有如惊弓之鸟，更有人命悬一线躺在医院，无数家庭业已支离破碎。胜在何处?完在哪里?都是同行，真不好意思破口。你说有人说话不过脑吗?不是。为讨上面欢心，他们是很过脑的。所幸，立即看到另一个作家的批评文字，一声声质问，措词严厉。这让我知道，有良知作家应该很多。现在我虽然不是湖北作家协会主席，但我还是个作家。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，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写颂文颂诗，但请你们在下笔时，思考几秒，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。如要谄媚，也请守个度。我虽然人老了，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。
整个下午都紧紧张张地做菜，晚上给女儿送去。她22日从日本游玩回来，半夜12点后才到家。回来即面对封城，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。我在除夕和初一给她送去一些。吃了几天，说是已经撑不下去了，想要去点外卖。我和她父亲都坚决反对她去买外卖，所以我决定还是自己送菜过去。我与女儿家相隔不远，开车十几分钟即到。问过警察，说上路没有问题。于是，便做饭做菜送货上门，有点“我为红军送干粮”的感觉。小区不准进，我们即在小区门口办了交接。我家的第二代，只有她一人留在武汉，我必须保护好她。
我们门前是二环，一向车水马龙，人流如织。但现在，车很少，行人更少。主路处处火树银花，偏路则因店铺关门，显得幽暗。军运会时，把主路边的房子全都镶上灯带，东边不闪西边闪。那时候觉得闹眼也闹心，看了有点儿烦。现在驱车在这清冷寂寥的街路上，这些热闹的闪亮的灯光倒让人有心安的感觉。真是此一进彼一时呀。
小型超市仍然开着。街边也有卖菜的。我在路边买了点青菜，又在超市买了鸡蛋和牛奶(去到第三个超市才买到鸡蛋)。问他们这时候还开门，不怕被感染吗?他们回答也从容，说我们得过，你们也得过呀。是呀，他们得活，我们得生活，就是这样!我经常会很钦佩这些劳动人民，有时跟他们对上几句话，心里就有莫名的踏实。就像武汉最慌乱的那两三天里，冷风冷雨。几乎所有空空荡荡的马路上，都有一个环卫工人在风雨中一丝不苟地扫地。看到他们，你会为自己的紧张不安感到惭愧，蓦然间你就会镇定下来。
方方武汉封城日记正月初八(2月1日)
从封城到现在，我们已经关了九天，大头已过。
自己感染了，大家才知道这个疫情确实是严重了
文/方方
今天天气仍然晴好。初八了，居然有点怀念院子里每年此时的热闹。
早上起来，仍然先看手机信息。看到一份元月31日的数据统计。数据显示的结果是：武汉确诊和疑似病人仍在增长，但速度已明显下降。并且连续三天都在下降。重症病人数字也在减少，死亡率与之前比，稳定在2%左右。而治愈人数和疑似解除人数在增长。相当好的一个信息!说明近期的防控有明显效果。这是我大哥今早发在自家群里的。我无法确定它是不是真的，但我希望它完全是真的。仍然是那句话，武汉挺过来了，全国就挺过来了。
回想起来，最早告诉我们有此病毒传染的，也是大哥。我们有个家庭群，其实就只我们兄妹四人。连嫂嫂和侄儿女们都没加入。两个哥哥在大学当教授，他们的同学和同事群信息经常很丰富。尤其大哥，他是清华毕业的，又在华科大当教授，所以他那里有价值的信息会多一些。12月31日上午十点，大哥转了篇文章，说“武汉疑出现不明原因肺炎”并注有括号“(SARS)”。
大哥说，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。二哥马上就提醒道，大家不要外出。二哥在沈阳工作，又说你们可以到沈阳来避难。沈阳零下二十度，什么病毒都活不下来。大哥说，SARS怕高温，还记得2003年吗?之后大哥再度发出信息，确认此消息为真，并说国家卫健委专家已经抵达武汉。
小哥有点吃惊，因为他就住在病情集中爆发的华南海鲜市场附近。我到中午才看到这些，马上说，近期不要去医院。因为小哥身体不是太好，他主要看病就在汉口中心医院，而那里却集中着大部分武汉肺炎患者。小哥很快回复，说他下楼看了一下，汉口中心医院平静无常，他原以为会有很多记者。很快我在同学群里看到了华南海鲜市场和汉口中心医院情况的视频。于是立即转发到自家群里。并提醒小哥，出门戴口罩。甚至建议他元旦后先逃到我家来。毕竟我当时住在江夏郊区，距离汉口比较远。小哥表示，看看事态发展再说。二哥则认为，不必太紧张。政府不会封锁信息，否则就太对不起老百姓了。我基本上跟二哥的想法差不多，觉得这么大件事，政府不可能封锁信息，不可能不让百姓知道真相。
元月1日上午，大哥再次转发了《武汉晚报》关于华南海鲜市场停业整顿的新闻。小哥仍说他们家附近没什么变化，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作为普通百姓，其实在这一天里，我们已经高度重视这件事了。所提及的措施，与现在无异，即戴口罩，呆在家里，不要出门。我相信其他武汉人跟我一样，经历过SARS那样的恐慌后，谁都不会轻视这种消息。但是，官方的说法很快来了，它们来自专家的结论，概括起来是八个字：人不传人，可控可防。大家立即都松了一口气。反正我们从不吃野生动物，也不会去华南海鲜市场，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呢?
我之所以复盘上述，是因为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对王广发先生的专访。王先生是第一批来汉专家。他讲完“人不传人，可防可控”后，自己就被感染了。我以为他多少会有点自责或是懊悔以及反思，哪怕这错误与他本人无关，是整个专家组的决定。但作为专家组成员之一，至少给了武汉人民一个轻率的结论。无论湖北武汉官方如何官僚无能，或是有多少人为显盛世繁华刻意遮盖，但作为医者的王先生，在表述时，是不是可以更谨慎一些?而不是这么斩钉截铁?同时，王先生在元月16日即被感染，显然此时已然得知病毒是“人可传人”的。但我们并没有听到王先生及时修正自己此前所说的八个字，也未听到他大声疾呼人们警惕，却一直等到三天后钟南山院士来到武汉，才向人们道破真相。
对王先生的采访，是昨天作的。武汉人窝囊的春节(尽管武汉人达观)、病人们的惨烈状态，死者们破碎的家庭，封城行动对整个国家的损失，以及王先生同行们的无比辛劳和壮举，全国人们都看到了。但是，对此负有一定责任的王先生在访谈中却没有一丝愧疚，没有一点歉意，甚至还觉得自己有一份功劳。他说：“我要跑到武汉走马观花，要是不去病房，不去发热门诊，我也不会感染，反而进去以后，自己感染了，大家才知道这个疫情确实是严重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真是无语了。看来王先生是不怕武汉人对他爆粗口的。
唉，中国人一向不喜欢认错，也没有多少忏悔意识，更不会轻易产生负罪感。这可能跟文化和习俗有关吧?但作为医者，专业就是救病扶伤，看到那么多人，因自己的言论而病中挣扎而绝望死去，即令大家并无多少责怪，可自己呢?自己就可以那样轻松地放过自己吗?内心就没有哪怕一点点的罪恶感?说好的仁心呢?怎么还可如此洋洋洒洒地自夸?国有大难，连皇帝偶尔都懂得发个“罪己诏”。王先生(包括专家组)呢?真没打算向武汉人道个歉?真没觉得这是自己从医生涯的一个教训?
算了，这个时候，实在不想多说。还是祈愿王先生今后更加努力地救死扶伤吧。拯救他人的同时，也拯救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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